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素來強調葆有敬畏之心，古圣先賢留下諸多與之相關的醒世恒言和警世名句。老子之“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”，孔子之“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”，孟子之“生于憂患，死于安樂”；至于“為山九仞，功虧一簣”“不敢越雷池半步”等典故，更是深入人心，其中無不蘊含著深刻的敬畏思想。
敬畏，能讓人自律和自覺。“敬”會讓人有所為，知曉自己應該做什么；“畏”又會讓人有所不為，警示自己不該做什么。《周易》里講：“君子以恐懼修省。”意指君子因心存敬畏與惶恐，從而自覺地修身反省、改過遷善。人生道路漫長而多彩，猶如在大海上航行，時而風平浪靜，時而波濤洶涌。只有始終心存敬畏、謹慎事之，方能抵御驚濤駭浪，沿著自己設定的航線行穩致遠。
明朝方孝孺在《遜志齋集》中提出“善怕”的概念。他說：“凡善怕者，必身有所正，言有所規，行有所止，偶有逾矩，亦不出大格。”所謂“善怕”，就是知敬畏，知道什么該怕、怕到什么程度，這是一種建立在對自然法則或客觀規律、法紀、規矩、道德或公義敬畏基礎上的理性自覺。人生在世，總得有點怕的東西，有點禁忌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“怕”是清醒和智慧，是自知之明和睿智之舉。
善怕，才會心有所循、行有所止，才能守住底線、不越紅線。包拯怕子孫有貪賄者，在家訓中嚴申：“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，不得放歸本家。亡歿之后，不得葬于大塋之中，不從吾志，非吾子孫”。于謙怕有污清白，拒收禮品饋贈，并以詩言志“粉身碎骨全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間”。曾國藩怕自己和兄弟菲材薄德，在家書中告誡：“畏人言，則不敢稍拂輿論。畏訓誡，則轉以小懲為進德之基”，他曾深刻反思：“余自經咸豐八年一番磨煉，始知畏天命、畏人言、畏君父之訓誡，始知自己本領平常之至。昔年之倔強，不免意氣用事。”包拯、于謙、曾國藩等人的功業成就，正是他們日常生活中立德修身、心存敬畏、求仁習勞的結果。
天下之事，成于懼而敗于忽。一個“懼”字，彰顯了一個人的信念和境界，也標定了一個人的品格和修養、事業和功業。反之，若是沒有了懼怕、敬畏，就等于放縱了欲望、放棄了功業。須知，當一個人什么都不敬畏的時候，往往就是最危險的時候。但應當看到的是，敬畏并非怯懦，也不是畏首畏尾、縮手縮腳，而是敬重又憂怕、嚴肅又認真、自律又勤勉，在修身礪行、處事應物中保持清醒頭腦、端正態度和明確認知。
君子之心，常存敬畏。古人云：“人有所畏，其家必和；官有所畏，其政必興；事有所畏，其業必成。”對于今天的黨員干部來說，更需時刻保持敬畏之心，敬畏人民、敬畏組織、敬畏法紀、敬畏權力，不被私心雜念所擾，不為個人名利所累，以如履薄冰的謹慎態度和戰戰兢兢的戒懼意念，踏踏實實做人，干干凈凈做事。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）